七十年斗转星移，七十年沧海桑田，文物事业与新中国一起成长。在党和国家的关怀下，几代文物人薪火相传、风雨兼程，经历艰辛与曲折，收获成功与希望。在举国欢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9月12日，由中国文物学会、中国文物报社共同主办的“壮丽七十年 奋进新时代”文博界老专家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座谈会在京召开。文博界老专家共聚一堂，回顾新中国文物事业70年发展历程，展望文物事业新时代发展前景。座谈会上，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单霁翔，中国文物报社副总编辑李让分别致辞。座谈会由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兼秘书长黄元主持。

与会的老专家，最年长的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国家文物局原顾问谢辰生先生已98岁高龄，最年轻的也已退居二线。他们几十年来献身文物事业，是新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开拓者、践行者、见证者，是新中国文博工作者的突出代表。本期《中国文物报》特设“专题”刊登老专家的发言摘要，以飨读者。

 

 

70年来新中国文物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

中国文物学会会长、故宫博物院原院长 单霁翔

70年来，新中国文物事业与祖国风雨同舟、与时代乘风破浪，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郑振铎、王冶秋出任文化部文物局首任局长、副局长。他们以保护祖国珍贵文物、传承中华文明为己任，在一穷二白、极其困难的条件下，从机构设置、方针政策制定、指导思想明确、队伍建设、业务建设乃至宣传出版各个方面，为文物事业的创业和发展作出重大贡献。

1950年，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出口暂行办法》，结束了帝国主义破坏掠夺中国文物的局面。1954年，“两重两利”文物方针确定；围绕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出台一系列政策法规性文件。1961年国务院《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和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公布等，一系列具有首创意义的重要事件，彰显了文物事业为人民建设美好生活保护文化遗产、为开创美好未来传承中华文明而勇于担当的初心。郑振铎、王冶秋、任质斌等老前辈，他们为新中国文物事业的创业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改革开放以来，文物事业伴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而发展。1982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文物保护法》，2002年修订《文物保护法》，推动文物工作进入法制化轨道，至今已经形成以《文物保护法》为核心的法律法规体系。

文物保护力度明显加大。国家已经公布7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共计4296处，并得到良好的保护修缮。传统村落保护取得成效，革命文物、工业遗产、文化景观、文化线路、20世纪建筑遗产稳步推进。考古工作扎实推进。一批重要考古发现提升了考古工作的社会影响力，人类起源、文明探源、边疆考古、航空遥感考古、水下考古得到社会广泛关注。大遗址保护获得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国家遗址公园建设使文物保护成果惠及民众。世界文化遗产事业取得重大突破。自1982年中国加入世界遗产公约以来，至2019年已经有55处文化与自然遗产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博物馆建设日新月异，社会效益不断提升。对外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中国在国际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地位和作用不断提高。

回眸70年取得的成果，我为文物事业的发展感到自豪。展望新时代文物事业发展的前景，文物事业改革发展迎来历史最好时期。我们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努力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文物保护利用之路，为开创新时代文物事业改革发展新局面作出应尽的贡献。

 

文物保护事业发展的新气象

中国文物学会特邀学术专家、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 马自树

文物事业的发展，与国家民族的命运紧密相连。新中国建立后，文物事业稳步发展，成果显著。

改革开放以后，文物事业迎来美好的春天。以198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的颁布为标志，文物保护工作开始走上法治化的康庄大道。现在，以《文物保护法》为中心，各种法律法规相配套，涵盖了从中央到地方文物保护的方方面面，形成了一整套法规体系，为文物保护事业提供了坚实的法律保证。

无论在保护层面还是利用层面，文物工作都有了深层次的发展。历史文化名城、名村名镇、大型遗址，包括长城、运河都得到整体保护。考古遗址公园建设，十大考古新发现、十大精品陈列展览的评选，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包括夏商周断代工程的一系列科研成果，都显示出文物事业的蓬勃生机。经费投入机制的改善，为文物保护由抢救性保护向抢救性与预防性保护并重、由注重文物本体保护向文物本体与周边环境整体保护并重的转变，提供了保证。

科学技术的发展运用，也给文物的保护利用插上了翅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信息技术，对文物科技鉴定、数字化处理、遥感考古、水下考古、智慧博物馆、文创产品、展示宣传等方面，均提供了新的科技支撑，展示了新的前景。

在与国际文博界交流中，新理念的产生也助推了文博事业的发展。譬如生态博物馆在国内的落地生根，造就了博物馆的新门类。更重要的是文化遗产理念的传播和实施，从文物保护到遗产保护的递进，为文物保护工作开辟出一个新的境界。受文化遗产概念扩大的影响，文物的内涵也在不断扩大，文物工作的对象和门类也随之增加。诸如工业遗产、农业遗产、军事遗产、乡土遗产、环境遗产等，还有像长城、运河等“线性文化遗产”这样新的概念也进入人们的视线，为整体保护提供了新思路。所有这些新的情况、新的发展，都是在改革开放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的大背景下，生发出来的新气象，值得高兴。

展望未来，只要我们继续高举改革开放的大旗，文物事业伴随经济社会发展的步伐，必将会有更好的成绩呈献于全国人民面前。

 

新中国70年文物考古大丰收杂感

中国文物学会特邀学术专家、国家文物局原副局长 彭卿云

新中国70年文物事业成就，是全面的、综合性的。它所涉及的文物保护、发掘、研究、展示、交流等都取得辉煌成就，其中尤以文物考古新发现最突出。

文物事业的成功与成果，首先在于其主体任务的数量、质量的增长。改革开放以来，每年经考古专家评议公布的十大考古新发现，已近30年近300项之多，其中咸阳铜器、长沙简牍、成都金沙蜀文化遗址、南海沉船、南昌海昏侯大墓、三峡大坝考古、南水北调工程考古等尤其引人注目。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具有五千年文明史和丰富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国拥有的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它的底蕴和风采，展现着中华民族五千年上下求索的漫漫之路，其整体性、原真性、独特性，是全人类全世界绝无仅有的。

随着文物事业的发展，为配合国家外事需要，我国文物开始“走出”国门，举办文物出国展览，助推中西文化交流，为发挥文物作用开辟了新领域、新途径。从此，对外文物交流成为国家文物管理事业的新板块、新任务，并设置专门机构进行管理。而今，对外文化交流互鉴，更成为治国理政之策，受到党和国家的重视。

中国文物，国家所有，全民共享，绝不作任何形式的交易。随着中国国力的增强，我国正依据国际法规定逐步收回流失国外的珍贵文物，同时也将有序考古发掘遗存于中华大地下的珍贵文物。

70年来，奇迹般的考古新发现接连不断地从中国每个角落破土而出，古国为之名副其实，历史为之生机勃勃。为此，我认为，新中国70年文物事业全面大发展大繁荣的成就，当首推文物考古大丰收！但是，对照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要求，研究、展示、宣传都还远为不够，还要大力补课、创新、搞活、求精。还需要一代又一代的文物工作者加倍努力，把文物考古成果的价值、魅力更深刻更完整地揭示出来，让民族历史文化成为文化自信不竭的源泉。

 

坚定文化自信，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

中国文物学会特邀学术专家、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孙机

我们现在真正是生逢盛世，国势振兴，文物事业蓬勃发展。文物是历史的物证，是爱国主义感情的寄托。2017年4月19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广西壮族自治区北海市考察工作时曾说，“要让文物说话，让历史说话，让文化说话。要加强文物保护和利用，加强历史研究和传承，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发扬光大。要增强文化自信，在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基础上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我们要认真学习，认真执行，要让全国五千多家博物馆、无数重要文物，一起发出爱国主义的强音，使广大群众更有文化自信，更加精神焕发、干劲十足地投入到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建设中。

因此，文物不应只成为摆设，成为古玩，要让它活起来。我们应当将文物在生产生活、科技发明、艺术创造、保卫国家等方面所起的作用进行认真的研究，并向大众解释清楚。正确的研究成果应宣扬，错误的说法要更正，不能不论是非，两存其说，不能久讹成真，任其泛滥。比如古代器物中的酒具和茶具非常多，其中有的各具特色，不容混淆，但我们的出版物里经常把酒具中的“酒台子”当作茶具中的“盏托”。还有把敛具中用作“亲身之棺”的“玉匣”称作“玉衣”。这种例子很多，都需要我们加以澄清。

地下文物属于全民，考古工作者把地下文物发掘出来，最后仍应使之回归全民。公立的博物馆大多免费开放，正是它们回归全民的去处，所以发掘工作结束后，应在一定期限内发表考古报告，出土的文物，特别是重要文物，原发掘单位除留少量标本外，应上交国家文物主管部门重新分配。当然，分配时应该适当向本地倾斜，分配到文物的博物馆也应为原考古单位的后续研究提供便利。如果哪个单位挖到的文物就归哪个单位长期占有，是不合适的。

 

文物保护制度创建和发展

中国文物学会特邀学术专家、国家文物局原综合财务司司长 李晓东

70年来，我国的文物保护和文物事业不断发展进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重要成绩，创立、开拓、建立了具有中国特色的文物保护制度。

建立文物出口许可制度，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1950年颁发《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这是新中国颁发的第一个保护文物的法令。它确立新中国文物出口实行许可证制度，禁止11类珍贵文物图书出口，保障了我国文物安全。

建立考古发掘申报制度，对考古发掘做出重要规定。1950年颁发的《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明文规定：“凡地下埋葬及发掘所得之古物、标本概归国有。”“办法”中关于考古发掘申报及其申报内容、条件、考古发掘为学术研究和配合建设的要求，以及外国人在华考古需经特许等，均作出了重要规定，使考古发掘在科学化、规范化和管理现代化道路上不断进步，取得了一系列重大成果。

创立革命文物保护制度。1950年关于征集革命文物的命令，提出了“革命文物”概念，对革命文物范围、征集保护办法做出重要规定。在此之后的几十年中，革命文物保护始终是党和国家的重要事业，革命文物在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群众参与文物保护、公布文物保护单位的制度创建。1956年，国务院发出《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通知”要求在全国范围对“历史和革命文物”进行普查，首先就已知的重要文物提出文物保护名单。根据“通知”要求，开启了全国第一次文物普查。同时，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80处。从此，由实践到法律法规，再到实践，确立了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单位制度。至今，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已公布了七批，总数达4296处。文物保护单位制度，已成为我国保护不可移动文物的重要制度。

以上几例所述，是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制度系统工程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70年文物保护实践，理论探索，制度建设已构筑起中国特色文物保护利用之路，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应继续建设它、发展它、坚持它。

 

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哲理和原则的几点粗浅思辨和建言

中国文物学会世界遗产研究委员会会长、国家文物局原巡视员 郭旃

我退出工作岗位很久了，但热爱文物事业，关注文化遗产保护的心永远不会淡漠。

我毕生的工作和职责所面对的事业主体就是物质的文化遗产的保护，以及对统筹保护相关遗产如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学习、研究和探索。

同样的遗产，同样的场所，对于不同的社会群体，可能会产生不同的情感效应、价值认知和主观需求。在这种情况下，我支持符合社会长远和整体利益的文化遗产社会价值，反对分裂的、不利于保护的社会价值观。

也因为实物的历史见证和信息载体是物质的文化遗产最基本的属性和价值，那么，它们必须是真实的，而且应该尽可能原状保存。我认为，文化遗产保护的理念和原则大致应为：全面、忠实、准确、详尽、系统、动态地建立科学档案的原则；尽最大可能保存原物的原则；真实性的原则，以及与之相关的维修工作“最少干预”的原则和注重日常保养的原则；不得已的维修工程和举措尽可能可逆的原则；当代维护添加的措施和成分与文物本体相协调，但又可识别的原则；文化遗产本体与相应的历史环境和谐、完整的原则；以及真实、正确、积极、生动的展示、弘扬和新技术妥善应用，公众和全社会的参与和共享原则等。

《文物保护法》为文物保护维修设定的重要原则是“不改变文物原状”，这实际上坚持的也是保存原物原状，真实性、完整性的原则。但存在一个重大问题是，何为“原状”？众说不一，分歧严重，严重影响着文物维修保护工作。如果原则失误，会导致真文物被修成假古董。

我曾建议在未来进一步修订《文物保护法》时，增加对文物“原状”的说明或附注为，“文物的原状，是其在科学保护体系和法律框架下，被当代社会认定为文物保护对象时的现状。现状中存在不利于可持续保存的因素，应予整治。整治须遵循最少干预的原则”。

不改变原状，这意味着要严谨、可持续地保存物质文化遗产的真实性和完整性。我们的使命应该是竭尽全力阻止或延缓遗产的自然衰退，特别是防止人为加剧的破坏。

 

对北京文物腾退工作的建议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北京市西城区政协原副主席 许伟

当前文物保护工作已经进入新中国成立以来的最好时期，也是我们抓住机遇，解决过去文物老大难问题的最佳时期。下面我就北京的文物腾退工作提出建议。

一是必要性。北京现有100多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0多处北京市文物保护单位，还有近千处区级文物保护单位。但这些文物并没有得到很好利用，比如作为博物馆、纪念馆、公园景点、宗教场所等合理使用的囯保市保文物，最多不到总量的三分之一，而大部分文物保护单位是由机关、学校和居民使用。也就是说，文物仅仅被当成房子使用，文物内涵价值被淹没其中，文物资源浪费严重，文物安全隐患突出，保护质量低下。因此，搬迁占用单位腾退文物，把文物从某个占用单位中解放出来，由社会共享文物资源，实现文物价值的最大化，成为北京文物保护的必解之题。

二是艰巨性。我在北京西城区工作时，主持参与了几项文物腾退工作，如搬迁159中学，腾退历代帝王庙，搬迁街道和单位居民，腾退白塔寺、李大钊故居、恢复了山门钟鼓楼等。虽然这是一份不错的成绩单，但工作背后却充满了重重困难，我深知其中的艰辛。还有一些文物腾退经历了马拉松式的漫长历程。如中国艺术研究院从恭亲王府府邸中迁出，北京少年宫从景山寿皇殿迁出等，都是经过多方呼吁、历经曲折，耗时十几年，甚至几十年才得以实现的，可见解决这类问题的难度极大。

三是当前北京存在着文物腾退的难得机遇。北京正在全面建设通州副中心，北京市的党政机关和首批委办局机关已经迁到通州，未来还会有大批更多的市属单位陆续迁到通州。这样一来北京旧城以内就会腾出大量办公楼，重新安排使用。我认为，应当首先安置占用重点文物的单位使用，用资源置换的办法，可以解决一批重点文物的腾退问题，这是当前北京文物腾退工作面临的难得机遇和出路，如能实现，将是北京文物保护合理利用的重大突破。

 

庆贺石窟保护飞跃发展的70年

中国文物学会特邀学术专家、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副院长 黄克忠

70年来，石窟保护的发展变化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石窟科学保护的开创期。首先是莫高窟，20世纪40年代成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在恶劣的环境下，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前辈们甘愿为珍贵文物付出一生，默默奉献。经过70多年的不懈努力，敦煌研究院现已是公认的国内文物保护界的一面旗帜。

然而20世纪60年代初，石窟保护困难重重。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积极筹划，建立了石窟室，通过认真的调查，提出必须进行现场试验，接着以云冈石窟为实验基地，对第一、二窟的严重水患的治理，获得成功。后来相继在龙门蹲点，麦积山、大足等进行勘察调查，初步形成了文物保护队伍。

二是为解决石窟保护的难题，始终坚持前期研究为先，并贯穿到治理的全过程。在1981至1999年，文物科学技术成果中，石窟及石质文物保护的科技成果，获得各类奖励的有11项，有研究防风化及灌浆的保护材料，治理石窟渗水的成果，也有检测新方法的成果等，这些科研工作支撑着石窟保护的飞跃发展。

三是关于国际合作交流，走上由接受援助到走出去支援他国的文化遗产保护之路。从1985年开始，国家文物局执行的中意文化交流项目，开启了石质文物保护国外交流合作的序幕，与意大利的合作最值得称道的成果是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从事文物保护与修复的青年人才。1989年国家文物局开始与美国盖蒂保护所合作保护敦煌莫高窟、大同云冈石窟、承德避暑山庄等长达30年之久。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和在文物保护尤其在石质文物保护方面的理念与技术实力增强，完成由受援国成为援助保护他国文化遗产的转变，我国在国际文物保护界的实力和威望不断上升。从1997年开始我国派往柬埔寨吴哥窟的工作队，相继保护修复了周萨神殿、茶胶寺，最近已经进入吴哥遗址的核心区王宫遗址，开展与柬方合作勘查与保护，同时还对崩密列遗址及柏威夏寺开展工作，并被推举成主席国。

 

新时期做好文物保护及利用工作的思考

中国文物学会青铜器专业委员会会长、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孔祥星

退休以后，我经常到外地参观考察博物馆，深刻感受到新中国成立以来博物馆事业的蓬勃发展。现在，全国各省市县建立了许多新博物馆，越来越多的人喜欢走进博物馆，了解中国历史，欣赏精美文物，学习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前几天我到西安、洛阳参观了7座博物馆，虽然过了暑期高峰，来博物馆参观的人仍然很多，参观人中，中青年人很多，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

我想简单谈谈如何进一步发挥博物馆在当今社会的影响和作用，其中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关于在新时期做好文物保护及文物共享。

文物共享是文物“活起来”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物共享可以让人们更多地看到、了解、欣赏文物，提高文化素养。让文博考古专业人员更好地研究文物、展示文物、盘活文物。当前文物共享工作的目标是更好地发挥考古发掘文物的作用，更好地利用我国各级博物馆馆藏文物。

《关于加强文物保护利用改革的若干意见》指出，“文物保护利用不平衡不充分的矛盾依然存在，文物合理利用不足，让文物活起来的方法途径亟需创新”。我国存在考古出土文物调拨博物馆的工作难以运作，有些市县级博物馆缺少文物进行陈列展览的现象。

关于考古出土文物难以调拨至博物馆的原因，我认为主要是在思想观念、体制机制、政策制度设计、权利与利益分配等方面存在问题。

现在，考古单位的文物调拨到博物馆的话题引起大家的关注，但今天我想强调一个比考古文物调拨至博物馆等更为迫切的问题，即调拨的观念。

面对新建博物馆的文物收藏、展览的现实状况，我认为，应该充实县市级博物馆的文物数量与水平。过去一般是上级单位调拨下级单位的文物。现在能否反向思考一下，能不能将长期放置在库房的文物，进行“文物扶贫”发挥文物共享的目的，将省市博物馆的文物调拨至县市博物馆。

       

为革命文物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中国文物学会特邀学术专家、原中国革命博物馆馆长 夏燕月

新中国成立70年来，我国文博事业的发展，成就辉煌，成绩斐然。

据公开报道，一是2016年，全国文物单位藏品数量已达到4456万件（套），特别是2012至2016年，五年内文物单位藏品数量增加了950万件（套）。二是2016年，全国博物馆的数量达到4109个，2012至2016年五年内博物馆数量增加了1040个。三是2016年，免费开放的博物馆数量达到3393个，2012至2016年免费开放的博物馆增加了976个。四是全国文物单位每年举办的展览数量达到2.5万个，到博物馆参观展览的人数2012至2016年，免费开放接待观众人数累计达到28.2亿人次。五是2012至2016年，国家财政投入文物事业的人均经费由16.1元上升到25.6元。

这些数据，证明国家财政对文博事业支持的力度在不断加大，有力地支撑了可移动和不可移动文物的有效保护，博物馆的数量和馆藏文物的数量快速增长，以及各个博物馆、纪念馆举办大量主题鲜明，深受广大观众欢迎和赞赏的陈列展览。

当前是我国文博事业，特别是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从未有过的大好时机，我们应不断推进革命文物事业的改革和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革命文物的保护和利用工作，多次作出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革命文物事业发展指明了正确方向。2018中办国办印发《关于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程（2018—2022年）的意见》，成为革命文物保护利用工作的指导性文件。文博工作者应切实担负起保护和传承革命文物的神圣使命，不断强化自己，学习革命文物历史，讲好文物背后的故事，充分发挥好革命文物资源服务国家大局、教育启迪人民大众的重要作用。

虽然我已经退休，但也应该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讲话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不断地开阔视野，为推进革命文物事业的发展尽心尽力。

 

做一名优秀的文博工作者

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原副馆长 阮家新

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文博事业越来越得到党、政府以至全社会的重视，习近平总书记对文化、历史、文博工作有过多次精辟的论述，为文物工作指明了前进的方向。在党中央、国务院的坚强领导下，文博事业发展迎来黄金期，在传承我国优秀文化，弘扬革命传统，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丰富群众文化生活，对外文化交流等各方面，发挥着独特的巨大的作用，成为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前不久看《中国文物报》，得知文博界德高望重的老前辈谢辰生老先生的画传已由文物出版社出版。谢老以近百岁的高龄，仍然活跃在文博战线，为新中国文博建设贡献良多。他说自己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保护文物。纵观谢老的一生，并结合自身的体验，彭卿云先生提出：一个合格的文物工作者，首先必须是一个矢志不渝的爱国主义者，具有浓烈的家国情怀，民族大义，对先贤的智慧创造，对民族的优秀文化，对历史的珍贵遗产，抱有敬畏之心，终生不渝。谢老正是这样的爱国主义者和文物工作者，其精神和品格，令人景仰。

彭卿云先生的论述，我完全赞同。谢老的高尚品格，实际上也是新中国文博队伍建设所追求的目标。如今，全国有一大批既有专业素养，又有敬业精神的优秀文博工作者，他们耐得住寂寞和清苦，默默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更可喜的是，文博界还涌现出了一大批创新发展，让文物活起来，充满生机和魅力的优秀博物馆（院）群体，不仅在全国名列前茅，起着引领示范作用，而且享誉世界，成为靓丽的国家名片。

文博工作是守护中华文明，讲好中国故事的重要平台，今后，我们要在既有成就的基础上，再接再厉，不断创造文物事业发展新高度。

 

一个避暑山庄和周围寺庙保护及变化亲历、见证者的诉说

中国文物学会传统建筑园林委员会会长、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原总工程师  付清远

避暑山庄及外八庙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和世界文化遗产，与新中国70年的发展变化息息相关。70年前的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曾长期遭受自然与人为破坏，逐年残损严重。解放初期山庄残存古建筑不足十分之一，且濒临倒塌，山区建筑残坏殆尽，外八庙亦残毁近半。

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十分重视对山庄和外八庙的保护与管理，及时建立了保护机构。在当时经济极其困难的情况下，每年都给予古建筑维修经费。1951年、1953年和1973年承德市政府先后三次大规模对山庄的湖区进行清淤、整修湖畔和桥堤。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避暑山庄及外八庙的保护工作，承德市文物局根据国务院领导的批示意见于1974年和1984年两次编写了《避暑山庄及外八庙整修工程十年（1975-1984和1985-1994）规划》。

第一个十年规划期间先后对山庄100多处古建筑、古桥梁、古建筑基址进行了抢救性维修保护。第二个十年规划以继续进行抢险维修保护古建筑为主，结合文物陈列和旅游事业发展的需要进行重点修复为辅，清理水系、保护古松，加强园林整治和环境清理，进一步搞好调查研究，对已经修复的古建筑做出保护展示设施和管理的配套工作，修复一组利用一组。

两个十年整修规划完成后，在“十二五”期间，国家又拨六亿元专款，用于山庄和外八庙的整体保护、寺庙壁画和彩画的保护、淡泊敬诚殿楠木装修、文津阁瓦顶、装修和普陀宗乘之庙的鎏金瓦顶的修复和环境整治工程。

我从1983年开始作为两个十年保护工程规划的实施者和主管者，永远不能忘记对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保护做出重大贡献的领导和专家，正是他们不遗余力的支持，使山庄和外八庙得到了真实有效的维修保护和环境整治。

目前承德避暑山庄和外八庙以其真实的历史文物建筑及其完整的格局环境展现在世人面前。70年来，山庄和外八庙的巨大变化是党中央、国务院保护文化遗产的重要成果，更是国家巨大变化的一个真实缩影。

 

我的回顾与展望

中国文物学会特邀学术专家、故宫博物院原副院长 晋宏逵

回顾与展望是个大题目。在回顾自己在文物保护工作中的点点滴滴时，我感到自己是个非常幸运的人。

作为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恢复高考后第一届毕业生，在文物界的前辈和专家的指导下，我走上了不可移动文物保护的专业道路。我“文物龄”的第一个十年是从北京市文物工作队开始的。工作中，老专家、老领导毫不保留地教导我，深厚的历史学和古代文献功力也深刻地影响着我。

我“文物龄”的第二个十年是在国家文物局度过的，并得以零距离接触国家文物局专家组。当时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维修的重要项目，都要开专家会或者请专家评审，作为国家文物局批复的依据。专家们完全是义务地认真提出自己的意见。他们热爱甚至痴迷文物的情怀，认真的工作态度，深邃的学养和丰富的经验，给我以榜样的力量，成为影响我终生的滋养。

我“文物龄”第三个十年的时候，调到了故宫博物院工作。当时国务院决定对故宫实施“完整保护，整体维修”，老院长张忠培先生嘱咐我，要研究“故宫”的定位，要摆正“宫”与“院”的位置，处理好宫院关系。这些思想成为我在故宫工作丝毫不敢有一刻放松的法典，也启发我提出了“原状式陈列”的展陈方式，力争使修缮后的古建筑与馆藏文物相映生辉。

今年是我从事不可移动文物研究保护第37年。我国文物保护事业正处在一个前所未有的蓬勃发展的时期。党中央和国务院高度重视文物工作，全国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数量快速增加，文物工作的经费越来越充足，文物工作者的队伍专业素养越来越高，全国的博物馆的观众和志愿者越来越多。

以自己热爱的事业为职业是幸福的。2009年初我退休以后，一直从事中国古代建筑史料的整理工作，现在集中精力编纂《明清宫廷建筑大事史料长编》，每天都享受“紫禁城行走”的待遇，更是感觉到此生的幸运和幸福。

 

新中国70年民间收藏述略

中国收藏家协会会长、国家文物局机关服务中心原主任 罗伯健

新中国成立70年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国力日益增强，社会财富和个人财富的迅速积累为民间收藏提供了强大的经济支撑，党和国家有关政策也给民间收藏提供了坚实保障。

民间收藏文物对保护、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民间收藏是国有收藏的一个重要补充。通过捐赠、收购等方式，不少民间收藏文物成为国有收藏的一部分。据不完全统计，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各界人士捐献了数十万计的各类文物。而且，民间收藏力量在境外中国珍贵文物回流方面也作出了积极贡献，帮助一些珍贵文物成功回归祖国。

民间收藏助推非国有博物馆的建设。目前，经过文化文物部门核准并由各级民政部门登记成立的非国有博物馆约有1500家，这些非国有博物馆大大丰富了博物馆的种类。

民间收藏有一支十分庞大的队伍，全国收藏人数保守估计也有数千万之多。改革开放以来，民间收藏的各级社会组织像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这些收藏组织，既是服务广大收藏家和收藏爱好者的社会团体，也是联系政府与民间收藏的桥梁，更是组织和引导民间收藏为建设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添砖加瓦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民间收藏活动丰富多彩，中国收藏家协会每年有关民间收藏品专项活动达百余项，既丰富了人民群众的文化艺术生活，也为促进当地的经济发展做了贡献。

目前，民间收藏也面临着一些问题，民间收藏队伍的整体水平尚需提高，诚信建设任重道远。今后，应大力加强民间收藏的理论、法规建设和业务规范，保证民间收藏健康可持续发展，为繁荣社会主义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讲好中国历史文物故事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齐吉祥

1959年9月26日，我正式穿上了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工作服，开始了为观众的第一次讲解，也是在这一天，第一次收获了观众的掌声。

在中国历史博物馆工作堪称是幸运，这是一座不同于传统学校教育的大课堂，这里有大学没有的文物，有众多颇具真才实学的老师，还有接触社会上方方面面的行家里手的机会。

工作中，我逐步领悟到一定要结合讲解的需要进行学习，随着学习的深入，相关文物的知识逐渐增多了，对讲解内容也加深了理解，开始生动地给观众进行讲述并回答观众的一些问题，我的讲解能力稳步提升。随着博物馆事业的进一步发展，我根据观众的特点和需求，进行针对性的讲解。实践证明，“因人施讲”能较大程度满足观众的需求，也是讲解员自身提高的一个历程，很快被讲解同行认可。

当时，社会上流传一种讲解工作是“青春饭”的论调，起着很大的负面作用，为了证明讲解是终身事业，而不是青春职业，我坚持在一线担任讲解员，为此先后辞谢了到抗日战争纪念馆和友谊馆做馆长的推荐和任命。我的坚持得到了回报，随着时间的推移，知识和能力同步提高，我的讲解受到越来越广泛的肯定。

特别是2000年退休后，人民教育出版社邀我担任七年级《中国历史》的主编，当这一课本在全国发行后，每年有上百万的初一学生通过这一教材学习中国历史和相关文物知识，我代表的讲解员在历史文物知识传播上，又上了一个台阶，我倍感欣慰。

我从博物馆退休19年了，但在展厅内、在课堂中、在屏幕上的讲解工作并未中断，对历史、文物故事的传播也未停止。我深切地感到，博物馆的讲解工作，是一件大有可为的事业。

 

与新中国同步发展的首都文博事业

中国文物学会特邀学术专家、北京市文物局原局长 孔繁峙

新中国成立70年来，首都文博工作从无到有并得到迅猛发展，开创和形成了具有古都城市特色的文博事业，为首都北京塑造了古都城市特有的民族历史文化形象。

早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北京市成立了主管文物工作的文化机构和市区文物主管部门，先后公布了文物保护单位超过千项，其中故宫、天坛等七项文物单位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为世界人类文化遗产。随着国家经济的发展，政府投入文博工作的专款，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每年几十万到目前每年十个亿的巨大增量；全市的900余处历史文物建筑得到了保护维修和延续；近400处文物保护单位和历史遗迹以不同的方式对社会开放；考古发掘与史学研究取得了众多研究成果，此外还有对大葆台汉墓、老山汉墓、金陵、通州路城遗址、圆明园遗址等一批重要遗迹的发掘与研究，极大地丰富了北京城市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北京地区的博物馆已发展成为一项门类众多、体制多样和较大规模的博物馆系列，一大批文博单位及历史建筑已成为广大民众的文化场地和社会活动场所。

70年来，北京地区建立并形成了一支较高业务水平和管理工作能力的专业人员队伍。全市从事文博工作的人员超过万人，已形成一支由博士、硕士、本科生及文博高、中级专业人员构成的知识结构和职称结构完善的高素质的文博工作队伍。

北京历史文化的保护中，最有历史意义的就是，在60多年后实现了老城的整体保护，这是城市发展方向的重大变革，使老城重新回归历史，回归传统。老城实现整体保护，是70年来北京文物保护工作的重大成果，因为只有保护好整座城市，才能真正保护好城市的文物。

70年来，伴随着国家的日益强盛，极大地促进了北京市文博事业的发展与繁荣，文博工作正以传统文化的多角度、多方面塑造着首都城市的文化价值与城市精神面貌，并以悠久灿烂的民族文化形象，向世界展示中华历史文化的千年传承及特色。

 

推动北京文博事业蓬勃发展

北京市文物局原副局长 于平

北京市文物局成立40年，北京文物抢险修缮、保护利用、考古勘探发掘、博物馆展览展示、文物市场繁荣有序，见证了北京文物事业伴随着国家改革开放、社会主义建设而蓬勃发展。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对北京工作作出指示，为北京文博事业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老城整体保护、三个文化带保护发展以及中轴线申遗被纳入北京城市总体规划。

我深感，国家繁荣昌盛是推动文物事业蓬勃发展的根本力量。北京文博事业70年的发展，取得的显著成就，始终都是以强大的祖国发展为依托，与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的进步同步发展。北京市文化遗产保护、展示、利用，博物馆展览展示以及文物市场发展都取得了历史性的进展，促进和提升了北京全国文化中心发展的整体水平，再现了北京古都历史风貌的魅力，彰显了首都风范、古都风韵、时代风貌。

人民对精神文化生活的渴望是文博人永远的工作动力。北京的文化遗产丰富而厚重，文物工作者应让文物工作真正接地气，让更多的文物保护成果回馈人民。文物保护事业可持续发展需要不断传承。文物事业的繁荣发展，离不开一代又一代的文博工作者的努力拼搏。特别是文物建筑修缮、文物藏品保护修复、展览展示技术、文物鉴定、田野考古等等专业工作的传统技艺尤其需要传承发展，使我们的文博事业新人辈出，薪火相传。

北京的文化遗产保护要有首善意识和示范作用。北京的文化遗产保护管理工作应当要求更严格、标准更高、管理更规范。同时要以世界遗产申遗的标准推动北京中轴线申遗工作的开展，带动北京老城整体保护。

 

国博毛泽东建国前文献资料收藏取得重大成果

中国国家博物馆研究馆员 丁敏京

据不完全统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国博共收藏毛泽东各类文物近5000件（套），含一级品百余件；照片5000余张，含原版照片数百张；图书约1400余册，含珍本、孤本。这些珍贵藏品较完整反映了毛泽东的人生历程，是毛泽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做出卓越贡献的实物见证，也是今天研究毛泽东的重要依据。特别是国博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前文献资料收藏成为一大特色，并取得重大成果。

毛泽东文献资料包括书刊和文稿、批示命令、信函、记录、电报、译稿等。书刊有著作集、专题集、合署文集、专著（单行本、伪装本）、传记等。

馆藏众多相关毛泽东新中国成立前文献资料中，《文化书社敬告买这本书的先生》传单、毛泽东汇编的《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汉口长江书店印行的毛泽东著《湖南农民革命（一）》、毛泽东著《调查工作》（石印本）、毛泽东为家属回川和部队调动事给陈伯钧的亲笔信、毛泽东著《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毛泽东选集》、新四军淮南新闻电台收抄的《论联合政府》报告电稿等文物殊显珍贵。

还有毛泽东等新民学会会员合影、任弼时保存的中共七大照片册、美军观察组在延安照片册、毛泽东题“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半身照等原版照片。

综合地看，较之中央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毛泽东图书馆，毛泽东纪念馆，以及毛泽东曾经活动过的相关地区博物馆和纪念馆等单位公布的馆藏毛泽东文献资料，国博该专题馆藏类别丰富，毛泽东主要代表著作的重要版本基本均有收藏，个别为孤本或存世甚少的珍本，成为博物馆界收藏新中国成立前毛泽东文献资料数量最多、内容最丰富、珍贵文物所占比例最大的博物馆，并与上述等单位形成互补态势，共同促进毛泽东思想史、中国革命史等方面的深入研究。

 

终身笃爱的文物事业从“四有”开始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研究馆员 吴梦麟

1961年7月16日，我从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怀着对未来工作的向往，到北京市文化局文物工作队报到，开启了我从事文物考古的生涯，至今已逾58年。

工作后，我被安排做地上文物保护，调查建档的“四有”工作是“重头戏”。开始我对“四有”工作不了解，在组内老同志带领和指导下，由罗哲文、于杰、马希桂和我组成的卢沟桥调查小组开始了田野调查。我们按照“四有”的要求做了细致的记录，拍照，查阅档案等，我们对这座饱经风霜的著名石桥做了细致较为全面的认识，还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做了模型。

这次实践丰富了知识，也了解了“四有”工作的要求，既要做田野调查，也要搜寻文献，同时也要按照文物现状，做好其他三项可行做法的报告。我个人从此坚定了终身从事这项职业的信念。

“四有”工作的开展，我认为是极为重要的一项文物政策，所提出的“科学档案，保护标志，保护人或机构，保护范围和影响范围”是科学的、必要的，也是可行的，取得的成绩也是巨大的。

我现在虽已退休，但仍然关注这项事业，希望能够在原有基础上得以突破。比如保护范围影响改为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是与时俱进的考虑。另外我认为建立科学档案是需要长期和连续不断的工作，只由一个单位搞“四有”有完成任务之嫌。文物档案应有专门的小组，应与具体单位相结合，了解日常保护中出现重大事件的记录，给后人留下材料。

今后，我们应按中央要求进一步做好文物的保护、传承和发扬，让文物成为教育国人，尤其青少年的重要教材。

 

回顾北京市文物事业的发展历程

北京市文物局法规处原处长 孙玲

新中国成立后，北京市相关部门采取一系列措施，促进北京市文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

北京市编办批准十几处腾退出来的文物古迹成立文物保管所，有了保护机构文物建筑得到有计划保养和修缮，环境得到整治，使抢险修缮后的文物古迹及时对社会开放，对弘扬中国传统文化起到了极大的作用。

在文物保护的发展进程中，依法保护文物的理念得到北京市人大、北京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先后颁布了《北京市文物保护管理条例》《北京市博物馆条例》《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条例》《北京市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办法》《北京市长城管理办法》等法规、规章。

在文物保护资金投入上，几十年来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20世纪90年代北京市每年文物保护经费约400万元。2000年至2002年年间，北京市政府每年投资1.1亿元，连续三年对全市市级以上文物保护单位进行抢险。“十二五”期间市级财政资金共计投入41.5亿元。从历史河湖水系、传统中轴线、皇城、旧城“凸”字形城郭、道路及街巷胡同、建筑高度、城市景观线、街道对景、建筑色彩以及传统村落等十个层面来体现北京的古都风貌。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对文物保护事业更加重视。北京市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提出将运河文化带、长城文化带和西山永定河文化带作为北京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体系的重要内容，高度凝练了北京旧城以外的文化遗产，对于建设北京全国文化中心、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起到关键的支撑作用。

几十年来北京的文物事业不断发展、壮大，这只是中国文物事业发展的一个缩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作为文物战线上的一员，我为伟大祖国感到骄傲和自豪。

 

文物保护工作任重而道远

中国文物学会副会长、北京兴中兴建筑设计事务所所长 刘若梅

我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改革开放后，我开始投入到文物保护工作中。

四十年来从中央到地方逐步强化文物保护意识，制定了法规及管理办法，尤其是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文化振兴、文化发展、文化自信的理念，使得全民有了对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的有了更清醒的认识。

工作时，我们对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做了大量的设计及修缮，从故宫、颐和园到北京的五坛八庙以及全国的文物建筑古村落、古城镇保护，保护理念也是在四十年的工作中不断摸索中总结提高。例如对于长城的保护，今年我们对箭扣的修缮就和三十年前八达岭的修缮方式截然不同。对箭扣长城的修缮，“严格控制各类干预措施的实施范围和工程量，妥善保护长城遗址的真实性、安全性和沧桑古朴的历史风貌，使箭扣长城的突出普遍价值得以延续和传承。”最大限度的保护实物原状与历史信息，尽可能减少干预。针对病害和残损的特点，采取不同的保护方法和技术，即在遵循文物保护原则的前提下，对文物本体采取有效的手段进行保护和加固。以排除安全隐患为主要目的，保证文物建筑安全为基本，不过分实施修缮，保护箭扣长城的惊、险、奇、特、绝、野的特点，妥善保护箭扣长城周边的整体景观风貌，延续箭扣长城独特的文化景观特征。在近期的验收工作中得到国家文物局和专家的普遍认同并予以经验推广。

 

天津蓟县独乐寺维修工程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杨新

1990年，我协助余鸣谦先生参加天津蓟县独乐寺维修工程。维修工程对象是山门和观音阁。由于这两座建筑在中国建筑史上的特别地位，在方案初期讨论阶段，多次召集专家进行研讨，最终确定了半落架方案。

在项目实施中，繁复的实测为建筑大木拨正和归位调整提供了翔实的参考数据，也从建造的视角，澄清了原有的一些形制认识。同时针对观音阁辽代重建的悠久历史，也在如何使建筑修缮之后，仍能使其具有历史的可读性方面，做了很多尝试和探索。

以前的维修工程基本都是采取自营方式，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开始实行工程承包制，但由于考虑该工程的研究性、复杂性和不确定因素，独乐寺工程最终坚持了自营的方式。

独乐寺维修工程的组织机构由领导小组、施工指挥部、工程技术组组成。这种因项目组成的临时领导小组几乎是当时自营工程的标配，只是配置成员不同。其有利于各方沟通与协调的方式，也成为后来一些复杂项目的管理组织参照。

具体施工组织是由文管所自行召集能工巧匠，组成施工队伍。当时的组织原则是“统筹管理、自营施工、分段承包、确保质量”。较工程总承包的好处是，工程时间可以不受承包时间限制，设计方有更多支配工程的主动权。

此外，之前我们的施工现场大多是封闭式的。考虑独乐寺维修工程对文管所正常开放的影响，我们对观音阁的施工架子进行了开放式设计，特别预留了可供游客上架瞻仰观音头像的通道。使文管所在维修期间一直处于开放状态，也向社会敞开了公共传播和监督的大门。

90年代独乐寺维修工程体现了文博工作者力求探索新意，以及在有限境地下的努力。

 

天安门广场——见证北京中轴线的传承与创建

北京地理学会副理事长、北京市城市规划设计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朱祖希

站在天安门广场，环顾四周，宽阔雄伟，仰望迎风招展的五星红旗，顿觉热血沸腾，一种生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

然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天安门广场原是一个视野局促，严密封闭的宫廷广场，整个广场保持着严格的轴线对称，四周绕以色彩浓郁的红墙，层层封闭，正中的御路以一条笔直的石板大道，一直伸向天安门城楼前。

1949年1月31日，北平（北京）和平解放，并确定为新中国的首都。早在延安时期，毛泽东主席就曾设想，革命胜利后，一定要修建一座足以体现我国历史悠久，可容纳万人集合、欢庆节日的广场。所以，在筹备开国大典时起，就已经开始提出对天安门广场的改造规划。

北京市委根据周恩来总理提出的构想，在全国征集了数十个方案，最后经归纳、筛选，综合为一个方案。方案内容为，天安门广场是一个庄严、雄伟的政治性广场，保留正阳门城楼和箭楼，拆除中华门（原大清门），其东西两侧分别为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和人民大会堂，其形制、体量和高度，既取决于建筑物本身的需要，也要与广场的整体性相协调，广场面积约为44公顷。

古老的天安门城楼经过重新修葺，焕然一新，以五星照耀下的天安门城楼为构图主体的国徽庄严地挂在城楼上，广场中央是人民英雄纪念碑，广场的西侧是人民大会堂，东侧为革命、历史博物馆（今中国国家博物馆），他们共同形成了全国各族人民向往的政治文化活动中心。

改扩建后的天安门广场，体现着人民当家作主的主题，也代表着一个新时代的来临，赋予具有悠久传统的北京中轴线以崭新意义。 （李瑞整理 《中国文物报》2019年9月20日3版、8版）